摘要：這種丑惡的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，本土學術界紛紛強烈呼吁，要求把國內(nèi)的主要學術團體聯(lián)合起來，到各地考察搜集資料，發(fā)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遺產(chǎn)，以免再被外國人攫取。

　　20世紀初期，很多西方學者出于各種不同的目的，熱衷于來中國進行考察。尤其是中國的大西北，那里古老的絲綢之路、變幻莫測的自然風光、神秘的地域文化，都引起了他們極大的興趣。但同時，一些文化奸商、文化盜賊也混在“西方學者”的隊伍中。他們打著“學術調(diào)查”的幌子盜取中國的文物。著名的敦煌石窟藝術珍品就被英籍文物大盜斯坦因偷運出境。這種丑惡的行徑激起了中國人民的憤怒，本土學術界紛紛強烈呼吁，要求把國內(nèi)的主要學術團體聯(lián)合起來，到各地考察搜集資料，發(fā)掘和整理古代文化遺產(chǎn)，以免再被外國人攫取。

　　文物大盜斯坦因(左圖)和現(xiàn)存在大英博物館中的敦煌壁畫及三彩羅漢(右圖)

　　1927年，由“中國學術團體學會”發(fā)起，中央氣象臺、中央研究院、地質(zhì)調(diào)查所、古物陳列所、北京大學等單位參與的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在民國政府的批準下宣告成立，并計劃于當年2月前往中國西北數(shù)省進行人類、考古、地質(zhì)等多學科的考察。由于中國當時在科學調(diào)研方面較為落后，該考察團里還有數(shù)名外國學者參與。瑞典考古學家斯文•赫定博士任外方團長，北大教授徐炳昶任中方團長，劉半農(nóng)等眾多知名學者也都參與其中。

斯文•赫定博士(中間)和中方團長徐炳昶(右側)

　　1927年，西北科學考察團正式成立，左圖為考察團奔赴西北;右圖為考察團外籍團長斯文•赫定博士(中間)和中方團長徐炳昶(右側)。

　　當時的中國國內(nèi)外環(huán)境一片混沌，國弱民窮。政府無力也不愿將用于打仗的“有限資金”投入到科學事業(yè)上，以致考察團經(jīng)費拮據(jù)。在成立短短兩年之后，科考工作就陷入了困境。于是，考察團不得不暫緩科研，轉(zhuǎn)而開始尋求資金贊助，可多方嘗試卻始終沒有解決錢的問題。這時，斯文•赫定提醒徐炳昶，不妨請求郵政總局幫忙發(fā)行有關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的紀念郵票，可以將郵票銷售的部分收入用來作為考察資金。徐炳昶聽后，連聲稱贊此舉“一箭雙雕”，即宣傳了這次科考活動，同時又解決了經(jīng)費的來路。

　　徐炳昶立即將這一提議向政府主管部門上報，并得到了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的大力支持。同年3月，蔡元培致函郵政總局，建議發(fā)行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紀念郵票，欲“以此引起國民對于學術探索的興趣，并顯示政府提倡之意。”但當時，不光是科考團經(jīng)費緊張，誰曾想郵政總局那邊也不寬裕，因此提出了兩個條件：其一，郵票制版所需費用必須由科考團自行承擔;其二，郵政總局擔心郵票銷售不暢，怕做賠本生意，因此要求郵票發(fā)行后，科考團必需先自行按照郵票面值購買5000套!

　　這下可讓科考團的成員們犯了難，本來是想以此來籌錢的，可經(jīng)費還沒籌集到，反倒先要花出一筆巨資，于是科考團派出劉半農(nóng)作為代表與郵政總局交涉。但劉半農(nóng)畢竟是學者出身，“討價還價”可不是他的長項。郵政總局明確表態(tài)：“不同意，就不印郵票!”無奈之下，科考團不得不答應了對方的“霸王條款”。

　　最終，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紀念郵票總共印制了25000套，是同期郵票中印量最少的，僅相當于孫中山國葬郵票發(fā)行量的百分之一。且由于其中5000套賣給了西北科考團，另外還預留了一部分作為庫存、一部分送給萬國郵聯(lián)，真正被送到各地郵局，面向公眾出售的郵票僅有區(qū)區(qū)1500套。可能是“物以稀為貴”的緣故，這套郵票由于市面上的數(shù)量太少，竟一下子成為了當時的緊俏郵票，尤其吸引了集郵家、外國駐華大使和中華文化研究人士等高端人群的極大興趣，市場價格猛漲。之前，科考團因為迫不得已而夠買5000套郵票，卻在這時一不小心獨家壟斷了這一郵票品種。團長徐炳昶瞅準時機，在集郵市場該出手時就出手，最后以高于買價25倍的價格將5000套郵票一售而空，順利的籌集到大筆資金，解了燃眉之急!

　　上圖為全套四枚的“西北科學考察團”紀念郵票四方連。此套郵票的發(fā)行既宣傳了西北科考工作，也為考察團籌集了經(jīng)費。這套郵票在設計上采用了元代名畫《平沙卓歇圖》作為主圖，描繪了古代西北少數(shù)民族游牧狩獵的生活場景。這也是中國古代名畫第一次作為主圖呈現(xiàn)在郵票之上。